中东战地手记｜冤冤相报何时了？

[32]这一立法瑕疵由来于《民法通则》第16条，《民法总则》不假思索地承袭了它。

现代社会，人们更能够从科学的视角看待流行性疾病，但是歧视和偏见仍然屡见不鲜。病毒可能来源于动物，最早源于何地，这是一个科学问题，是一个非常难以论证的科学命题。

此类诉讼在法理和法律上没有根据，是一种诬告滥诉。时至今日，我们发现，其实各国对疫情的认识和反应是有一个过程的，这个过程取决于对新型冠状病毒和COVID-19疫情越来越准确的认识，而并不完全跟不同国家的文化、个人偏好相关。更为直接地说，科学角度的发现和认识也不支持这些诉讼。隔离是传染性疾病防控措施的关键。因为封锁和隔离的举措，中国人民，特别是湖北，尤其是武汉市的人民作出了巨大的牺牲，但是成效是显著的。

对旷日持久的法律战，我们可以见招拆招，从主张诉讼豁免，一直到最终——如果有最终的所谓不利裁决的话——主张执行豁免。COVID-19疫情还没有结束，还需要坚持科学精神和法治思维，这是中国和世界战胜疫情、有效保障生命健康权的关键。基于人工智能的信任机制也很重要，应当配合协同需要完善相应的信任机制。

与此同时，英国的亚当·斯密等在理性主义的基础上，提出了初始的自由市场理论，很快推动了市场经济实践。但是这些会与数据管理、数据权属、个人信息保护等既有法律秩序产生冲突，因此需要进行巧妙的协同设计，实现双赢，以便最终使得协同成为可能并且圆满。到今天为止，世界仍然处于一种基于科技逐利的、通过科技极差压制掠夺他国的极为互不信任的关系之中。对人工智能的这种社会关注，有积极方面的期待。

人类的科技立法也由此滚滚向前。科技活动及其技术—经济立法范式，其产生的最根本上威胁人类自身存在价值的一种后果，是技术结构的自主性滋长。

在大力发展人工智能的同时，必须高度重视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挑战，加强前瞻预防与约束引导，最大限度降低风险，确保人工智能安全、可靠、可控发展[22]。所以，一方面人工智能领域存在传统法律部门的交叉适用，另一方面却在很多地方需要具体化、特殊化、进一步场景化。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新科技之中，能与人工智能科技对人自身形成威胁近似的，还有生物科技、神经科技。目前，存在一种因关注共享而完全否认数据权属化的观点，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对于共享设计架构有简单化嫌疑，难以提供合理的主体间数据合作的根源和动力[27]（P1-12）。

原先以市场自由主义为基础的技术—经济模式，调整为以国家科技政策为基础的干预式技术—经济模式[12]（P99-100）。比如说，划分不同主体或产品风险等级，进行相应资质管理。很多经典学者对于国家意义的讨论，很大一个基点就是经济生存问题，所以就有了财产权设计的原初正当性。安全，既包括个人及人类的安全，也包括社会安全。

这一部分其实就是人工智能科技及社会风险立法范畴。由上述论证逻辑可知，应当超越既有科技立法的技术—经济范式，而以兼顾社会的新面相，跨入经济—社会+经济的新阶段。

总之，在人工智能和新计算方法之下，社会智能化发展方兴未艾，一个超级全球化时代似乎就在眼前[6]（P2）。专利制度和公司制度先从英国兴起，后逐渐发展到美国、德国等国家，形成了科技立法国际发展的第一轮高潮。

风险社会理论家贝克称之为工业社会的自反性或自反性现代化。可见，人工智能科技立法作为科技立法发展到当下的特殊新领域，其转型势在必行。除了上述部分，国际社会也开始关注环境和生态保护，以及特殊科技安全如核安全等，但是总体上仍然处于边缘位置。人工智能将导致传统劳动力的大量失业，合理安排、疏导或是通过培训再次利用这些劳动力，将是对政府的重大考验。人工智能技术新发展，由于对计算方法极为推崇，导致了一种计算主义新思潮，似乎世界不过是计算或信息流构成的[8]（P2，20）。神经科技，也有类似之忧[21]（P199）。

本文提出，人工智能立法范式具有由传统科技立法的技术—经济范式转向技术—社会+经济范式，实是势所必然。建立在技术经济主义基础上的政治秩序，无论国内还是国际，一直以来都处于恶性的竞争格局之中，虽然在每次剧烈冲突之后都有所调整和节制，但是总体上并不能有效控制，更谈不上消除问题。

其二，人工智能基于应用特别是滥用，比以往许多科技都可能更容易使得社会陷入不安全或巨大风险。科技如果仅在经济主义的刺激下，作为改善物质需求发展和应用，脱离对社会价值的考量，那就必定会使技术与社会严重脱节，导致严重的社会风险，广义上包括对人自身的风险。

人工智能新科技与其他许多科技有一个很不同的特点，就是它是一种以认知能力为基础的技术，为此是具有与人相通的特点，因此引发极强的伦理关切。这恐怕也是国际社会要就科技事项进行平衡规范，难以取得合作共识的原因之一。

它已经塑造了一个技术无孔不入的世界，这个世界遵从技术自身的规律，并已抛弃了所有的传统[18]（P13）。其一，人工智能基于其应用可能导致社会不公平、不平等，主要是因为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更具颠覆性的技术，容易使得先用者取得一种科技极差优势和事实上的科技垄断优势。其四，科技立法在技术—经济范式下，对于科技社会问题并非完全弃之不顾，但在规范上是附带的，而且很多是为了减缓贯彻科技经济主义的社会后果。在重大决策、执法（警务机器人）或者致命效应（自动化致命武器）的人工智能系统设计中，安全技术同步设计、价值和社会功能预先嵌入设计、运行与风险评估会同设计，都是十分必要的。

一批直接与现实经济需要密切相关的新发明应运而生，包括纺织机、蒸汽机等，它们在专利法的保障下发挥巨大的经济潜力，支持英国最早开展工业革命，成为最早的工业强国。二是消极的人工智能科技社会规范，重点是如何防范和应对前述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社会问题。

但是，我们可能注意到一个有关科技法的事实，那就是在其得以兴起和发展的过去两三百年间，科技法一直秉持的是一种技术—经济的立法范式，就是说关注的主要只是技术的经济规范意义。《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》和一系列相关文本宣示的，是人的价值的重要国际规范来源，但人的价值性应该不限于此。

其四，坚持行为治理和技术治理协同的原则。鉴于人工智能存在较高风险性，今后还会发展为极高，因此有必要建立与其风险级别相应的确保其安全可靠的监管体系，包括引入与风险相适应的监管系统和方法。

具体场景中，至于无人机、自动驾驶汽车、警务机器人、自动致命武器等则更加复杂，正处于热议之中，目前的研究似乎离形成清晰化认识还有很大差距。但目前人们对于人工智能的社会关切，更多还是消极方面的忧虑。自主化技术后果，首先对于个人的自主性具有致命的威胁[19]（P1）。鉴于人工智能的巨大科技风险，特别是基于其具有与人相通的认知能力，对于人本身构成了混淆或者替代威胁。

但是，这些功能性价值，最终要服从于居于上位的人的价值，后者具有终极性、本位性和优先性。人工智能科技的强社会面相，也体现在其积极方面的协同需要。

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，中国启动经济体制改革，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论断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，并毫不迟疑引入技术—经济模式，采取国家干预和市场发展相结合，强化科技政策作用，确立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、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科技服务于经济的方针，并以此启动科技体制改革，全面助力经济体制改革[12]（P107）。首先，人工智能发展可能带来的负外部性，许多是整体性或共同性的。

我们固然不能过于保守地处理人工智能带来的人的危机问题，但是引入必要的监管设计应该不可避免。当然，不同国家或不同阶段存在差异性，导致经济需求的迫切程度、正当化程度会有所不同。